深圳在社区和园区建立党群服务中心，提供“一门式一网式”综合窗口受理服务，全面提升了党群服务水平。图为位于盐田现代产业服务中心的盐田区党群服务中心。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 摄

　　深圳，一座快速崛起的移民城市，人口结构倒挂、公共服务压力较大，全市645个社区行政事务繁多，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社区股份公司亟待转型和规范，历史遗留问题与新需求交织……

　　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新要求，其中就包括“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要以走在最前列的标准，奋力开创深圳经济特区工作新局面。”深圳市委提出，将坚定不移推进更加规范有效的基层治理，在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上走在最前列。

　　事实上，深圳近年来在基层治理上已有不少探索：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核心地位；坚持问题导向，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不断增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挥科技创新之都优势，持续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智慧化水平。

　　党建引领

　　党建“标准+”夯实基层治理

　　抓好基层治理，必须牢牢牵住基层党建这一“牛鼻子”。

　　近年来，深圳始终把基层党建摆在重中之重，以标准化规范化为抓手，积极探索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子。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夯实、深化，提升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针对社区党组织资源力量不足、作用虚化弱化等问题，深圳大力推进社区党组织建设、党员管理、治理结构、服务群众、工作职责、运行保障“六个标准化”，全面提升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水平。

　　根据部署，全市社区统一设党委，统一悬挂党委、居委会、工作站3块牌子，理顺社区党委和社区各类组织的关系，明确社区党委对社区工作负全面责任，行使社区人事安排权、重要事项决定权、领导保障权和管理监督权。每个社区办公场所不少于250平方米、党群服务中心不少于400平方米，中心名称、服务标识乃至工作人员的服装全部统一设计。

　　与此同时，深圳各区也积极创新，开展“党建+”等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新。

　　如南山区推出社区治理机制再造“三项计划”，即“党建+社区居委会”“党建+小区业委会”“党建+社区社会组织”计划。2017年，全区101个社区党委通过社区居委会、居民议事会征集并组织实施民生微实事1779件，共涉及金额1.065亿元，精准满足群众的切身需求。去年，23个社会组织负责人和27个备案类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社区服务项目策划与实施等专业培训，区委政法委还扶持32家心理健康、矫治安帮、法律援助、纠纷调处类社区社会组织。

　　今年5月16日，龙岗区召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1+2”文件——《关于加强龙岗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加强龙岗区社会组织党建培训工作实施办法》《龙岗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的党委监管办法》2个配套文件。这标志着龙岗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又迈上新台阶。记者注意到，《关于加强龙岗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全国率先制定。

　　罗湖区翠竹街道办举行党领群建多方共创提升基层共建共治水平工作培训，召集各物业小区负责人160余人，围绕党建工作、基层治理、矛盾化解、消防安全等主题展开系统培训，不断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随着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巩固提升，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带动引领作用也更加凸显。

　　问题导向

　　从最关心最紧迫问题着手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基层治理领域还存在不少问题与短板。

　　违法建筑就是问题之一，严重影响深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安排部署“拓展空间保障发展”十大专项行动，推进严查严控违建攻坚行动，实行最严考核问责。同时依法依规实施违建分类分步处置，保持增量“零增长”和存量“负增长”，这场拓展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的保卫战取得初步成效。

　　城中村治理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深圳市坚持分类施策，统筹推进城中村综合整治和拆除重建，消除安全隐患，优化居住环境和配套服务，着力把城中村改造为现代化城市社区。

　　记者了解到，福田区开展了城中村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在此基础上，又推进实施“新城中村”改造计划，对城中村环境综合整治持续加大投入，总投资规模约20亿元，计划用2—3年的时间对15个城中村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城中村基础设施环境大提升。

　　盐田区探索全市首个由区政府主导的异地安置城中村改造项目。去年10月27日，盐田三村、四村和西山吓村整体搬迁项目1号地块回迁入伙，1000多户辖区居民张灯结彩庆祝。实施整体搬迁后，原村民集中居住，置换出了大量碎片化的建设用地，不仅大幅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也有效整合了城市发展土地资源。

　　社区股份公司也是基层治理的重点，深圳各区纷纷探索社区股份公司改革新模式。

　　宝安区社区集体经济监管服务系统实现与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系统、宝安区政府采购系统、宝安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交易系统的数据联通和共享。在此基础上，该区还启动了宝安区股份合作公司综合监管平台2.0版升级改造项目，主要以财务监管和“三资”监管系统升级为重点，进一步强化对社区集体资产运行情况的实时监测和动态分析。

　　龙华区股份合作公司综合监管系统上线并全面投入运行，全区168家股份公司的资产、土地和经营全部纳入该系统监管，区内股份合作公司3000平方米以上或月租10万元以上的集体资产交易，一律上平台办理，让集体资产在阳光下交易。

　　今年3月起，龙岗区开启“我当网格员”主题党日活动，处级以上干部先后走进各街道社区，以网格员的身份上门采集人口、房屋、法人信息等，实地体验网格员的工作内容和服务流程，以实际行动推动落实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

　　放眼当下及未来，深圳将持续从市民最关心最紧迫的问题着手，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让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

　　技术创新

　　“互联网+大数据”为智慧城市建设提速

　　伴随着互联网、新媒体、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兴起，传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思维也在不断更新迭代，“互联网+”、大数据等被广泛应用到基层治理中。

　　深圳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提升城市基层党建信息化精准化水平。全市社区和园区建立的党群服务中心，配置统一的综合信息系统，提供“一门式一网式”综合窗口受理服务，逐步实现“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工协办”，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全面提升了党群服务水平。

　　如南山区借力“互联网+”和大数据，打造现代高效的行政服务大厅。他们在国家相关部委“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要求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深化细化，面向社会公开承诺“5个100%”：100%一号办，100%一窗办，100%一网办，100%一次办，100%阳光办。

　　一号办，企业和居民只需凭借“一证一码”(身份证号和企业信用代码)，就可以通办所有服务事项。一窗办，南山设立统一受理平台和综合服务窗口，所有窗口都可以受理或办理所有事项。一网办，指所有进驻实体大厅的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网上办事大厅，实现“两厅融合、一网通办”；所有法人服务事项全部实行网上办理、网上留痕和网上办结；绝大部分自然人服务事项实行网上办理。一次办，是指简单事项向全流程网上办理延伸，实现“零跑动”；复杂事项向一次办理压缩，做到材料一次受理，所有事项全部完成；信息一次采集，所有信息终身通用，无需重复采集、多次往返。阳光办，是指所有事项办理都摆在阳光下、放在台面上透明操作，部门在规定时限内必须办理完结，如果出现超时情况，就会被问责和倒查。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正借力“互联网+大数据”，加速建设智慧城市。深圳市描绘了未来的智慧城市图景：“大概用3年时间，基本实现‘一图全面感知、一号走遍深圳、一键可知全局、一体运行联动、一站创新创业、一屏智享生活’”。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有专家指出，这是针对当前信息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将持续深化社会治理智能化，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助推社会治理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更好服务不同社会群体，真正提升广大群众幸福感。

　　■对话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社区管理专业主任、南山区社会创新促进会会长倪赤丹：

　　社区服务需更专业化、多样化、精细化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在探索城市基层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创新性的探索，如在全国率先实施“居站分离”、引入社工服务机构等。深圳在基层治理方面有哪些亮点？还存在哪些不足，记者为此采访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社区管理专业主任、南山区社会创新促进会会长倪赤丹。

　　南方日报：从全国视角来看，深圳基层治理（社区治理）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倪赤丹：深圳是国内唯一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较强的经济实力，注定深圳在社区层面的投入是非常大的。深圳的社区治理为中国城市化的基层治理进行了探索。比如最近几年，深圳在社区层面开展民生微实事项目，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探索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路径。以南山区为例，民生微实事项目已经连续开展多年，每年政府拿出约1亿元专项资金，在100个社区开展民生微实事项目，去年总共实施了1700多件，今年微实事的投入力度更大，服务的内容更加多样化。这些微实事项目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而这种投入财力和服务力度是全国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深圳社区治理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呈现什么样的特点？

　　倪赤丹：深圳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的，可以说是不同的时期采取的不同的治理模式。比如上世纪80年代，深圳的宝安县主要以行政村为主，采取“议行合一”模式，后来又经历“议行分设”“居站分设”“一核多元”“多元共治”等模式的探索。

　　梳理深圳社区基层的治理会发现，社区治理是个动态过程，不同区域又呈现不同的治理特点，可谓百花齐放。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深圳的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度改革，形成了“党支部、村委会、股份公司”的“三驾马车”格局。

　　200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布《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将原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两委”成员全部过渡为社区工作站专职人员。社区工作站作为街道办在社区的工作平台，主要协助街道开展行政管理和社区服务工作。

　　近几年，深圳又在各社区增设了社区服务中心，从前年开始，深圳市又将社区工作站统一改为党群服务中心，实现党建“标准+”。不同的时期，政府对基层的治理思路也各不相同。

　　南方日报：对于社区治理，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倪赤丹：目前，深圳社区治理的多元格局已经形成，社区党委领导核心需进一步巩固；社区居委会自治职能需进一步优化；社区工作站职责清单需要进一步明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专业性需要更强；社区社会组织日益多元化与广泛性。深圳的社区治理思路是政府财政兜底，利用市场机制不断满足社区差异化需求。未来的社区会形成“无偿+底偿+有偿”的服务供给体系，社区服务也逐渐的专业化、多样化、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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